记者：获奖以后，你的写作状态、创作体验，甚至是人生感悟有哪些不同？

　　莫言：很多不同。说实话，我很想努力地回到原来的状态，以一种初学写作的心态来写作，就好像我刚刚拿起笔、学习写作一样，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奖那个奖的获得者。

　　坦率地说，将近一个月来，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。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，如同一面镜子。透过这面镜子，我看到了人心、看到了世态，当然，更重要的是我也看到了我自己。

　　前不久，在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，我也用“镜子”这个比喻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。曾经有人不解地问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通过这个看到自己？我想说，这其实是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能。十年前，没有互联网的时候，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报纸，只能听到别人传谁谁谁怎么评价我。现在，面对庞大的网络，各种各样的人、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现，包括对我的赞誉，也包括对我的尖刻嘲讽、挖苦。特别是后者，尽管让我感觉不舒服，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。所以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，都是对我有利的。我有一种感觉，我现在被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，我看到这个人不是自己，而是一个叫“莫言”的写作者，而我自己，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，站在旁边，看到大家指指点点、纷纷评价，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，我必将是受益终身。

　　记者：你的作品总让我想起现代派的巨幅油画，线条游移、色块纠结、情感浓重，给人以沉重、甚至是无法承受之重的感觉。在你的世界里，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原始的脉动、野性的思维、对命运无常的直面和悲悯，还有异常浓烈的甜酸苦辣、贴近大地的隐秘世界、变形夸张的原始悸动、极度喧嚣的语言渲染，你用你的作品创作了一个扎实、丰富、浩荡、磅礴，叫做“高密”的乡土世界，评论家说你将生活升华成了美学。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些年的文学创作？

　　莫言：对这几十年的文学创作，我体会很深，感触很多。写一篇作品可能还比较容易，但是一直要不断地写作，可能难度很大。要不断地写作、不断创新，不愿意重复自己，实际上就要跟自己斗争，不断地要向自己发起挑战。所以我主观的愿望很强烈，创新的意愿也非常强烈。但是一个人总还是有限度，究竟能创新到什么程度，是不是每一篇作品都有新的元素，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没有重复，这个我不敢说。我知道我的创作有很多的问题，我知道很多批评家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我创作的弱项和不足，这几十年来我听到了很多的赞扬，也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很多的批评，包括很多非常刺耳的批评。赞扬鼓励可以使我继续前进，批评则使我做好准备。所以，我得说，感谢几十年来表扬和批评过我的朋友们，也感谢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众多的媒体，包括诸多的网友对我文学创作的评价，对我文学作品的评价，以及对我个人道德方面、人格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评说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　　记者：中国的乡土文学叙事有着深厚的传统。有人曾经将你比作鲁迅，但是在你的作品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、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，它不仅有泥塑、剪纸、扑灰年画、茂腔等顽强生长的民间艺术，更有我们通常感触不到的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，影响甚至决定了你的作品的风格。

　　莫言：相比鲁迅、赵树理，首先我跟他们时代不一样，我所处的社会环境，我个人体验的社会生活不一样，这决定了我们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一样。同时，也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，我现在所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信息，所得知的各种新的思潮，也是他们当时所不具备的。但是，从文学的技巧上，从语言的功力上，从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、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占有上，我认为我与鲁迅、赵树理相差甚远，对他们我永远高山仰止，自知无法达到他们那种深刻和洞彻。

　　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，除了时代因素之外，我有我个人的理解，我觉得，我的作品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接受。赵树理是一位对民风民俗非常非常了解的作家，他的作品里面更多地表现了民间的故事、语言等。我的作品可能比他多了来自民间的虚幻的、想象的、超现实的因素，这些恰好变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人将诺贝尔颁奖辞中“hallucinatory realism”翻译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，其实不十分准确，我认为翻译为“变形的”、“怪诞的”、“迷幻的”更为达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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